双减政策落地之后中国教育行业该何去何从？这不光是家长需要思考的问题，更应该是教培行业每个人所应该思考的内容。

2021年，对教育行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年。

回顾教培行业的动荡，从铺天盖地的广告，到线上网课流量争夺，到头部公司接二连三顶格处罚，再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裁员，仅仅半年时间，我们每个人都亲眼见证了教培行业的“团灭”。

那中国教培的出路在何处？对标隔壁的“他山之石”日韩，我们来探讨下中国教培未来的可能性。

8月24日，继北京“双减”政策落地，上海“双减”政策也正式落地：

在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中，明确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并统一登记为双重管理的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

同时，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

“双减”政策具体措施一落地，身在局中的教培人立即“闻风而动”：

有人调转枪头备战事业编，有人把握时间差换行或换岗，还有人身未动心却焦灼不已。

如果从长期来看，眼下几乎全军覆没的教培行业，最终的走向会如何？

文化不同，学习不同。对标同样拥有亚洲文化基因的日韩，看看它们的教培发展历程能给我们提供哪些参考和启发？

01 日本：塾校合作常态化

1977年，日本政府为纠正“填鸭式”教育倾向，为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正式实行“宽松教育”，某种程度上类似中国的素质教育。当时具体措施有：教学内容涵盖知识点减少20%-30%，课时数也相应减少。

但在“宽松教育”的底色下，日本的学习塾也就是课外辅导班，却呈爆炸式增长。究其根源，是因为轻松的基础教育状况，根本满足不了激烈的竞争升学考试。

1970-2000年日本大学升学率上升，每年入学人数突破50万，但每年有将近200万的高考适龄人群。因此，在“宽松教育”和升学压力的矛盾下，学生纷纷投向学习塾补课。

研究调查表明，参加校外教培的中学生参塾率（参培率）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93年的59.5%；小学生的参塾率也从12.0%上升到23.6%，并在1993年达到顶峰。

如此野蛮生长的日本教培行业，不可避免的“乱塾”现象频发：1977年文部省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有17.2%的学校在职教师在学习塾兼职，没有任何相关教育经验者占比达到22.5%，引起民众强烈不满。

为此，政府开始寻求解决之法，根据其态度和举措的变化，总体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批判和限制为基调

1987年，“培育优秀学习塾大会”通过了学习塾自我管理规约。同年，文部省发布《充实学校学习的意见》，直批学习塾存在的种种弊端，为解决过度入塾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因此从多部门协作、法律监管、行业自律三个方面出发，针对学习塾进行治理。

1988年，通商产业省牵头并协助学习塾行业成立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其为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机构，制定了一系列“软性”规范。

这个阶段，日本逐渐建立起由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的严密规范的治理体系。

第二阶段：转变态度，积极监管

2003年，日本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成绩出现大幅下滑，同时国内学生学习能力的调查结果也不大理想。2006年，日本政府意识到宽松教育带来的学校教育“缺失”问题和教育不公平现象，开始实施“脱宽松教育”政策。

与此同时，政府明晰学习塾定位，从法律层面上给与行为指导与规范，并高度重视行业协会作用。

在多重治理下，学习塾教育理念开始转变。比如，日本著名学习塾“河合塾”的新教育理念是，为帮助每个学生实现自我，除应重视升学教育外，也应重视培养学生自主思考与行动的教育。

2008年4月，为了提升学习塾的教师质量，保证中小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日本全国的学习塾推出了“学习塾讲师认证”制度，使整个行业进一步规范化。

第三阶段：塾校互补合作

1999年，日本文部省终身学习局正式将学习塾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纳入教育体系，学习塾针对学生的情况可以分为救济塾、升学塾、辅导塾等，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

以大型连锁学习塾早稻田为例，自2005年6月起，与港区教育委员会合作，以部分口碑较差中学的学生为对象，开设星期六特别辅导班，通过提高学生成绩来提升这些学校的社会评价，解决生源不足问题。

2012年，其又与东京都足立区教育委员会开展合作，以家庭收入较低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为对象，学习塾教师在星期六或暑假教授英语和数学，定名100名。委托费用为2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0万），由区财政负担，学生免交学费。

2013年，文部科学省规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学校与地方政府、民间企业三者合作的方式共同推进“星期六教育活动”，塾校合作进入高潮。

学习塾从学校教育的“干扰者”变成了“合作者”。日本学习塾具体作用包括向学校提供教材、试题、教学场地和教师培训等，与学校教育形成互补，相得益彰。

当前，日本学界与政界依然在讨论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的合作课题，在加深塾校合作，充分发挥校外补习机构在兴趣教育方面的教师资源和教学设备优势，协调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冲突，将是日本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02  韩国：课外补习“一刀切”后

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初中、高中升学考试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局面，由于学校过于追求升学率，导致学生上课、作业负担过重，使处在发育阶段的学生身心健康收到极大伤害。

因此，韩国政府进行“平准化教育”改革政策，让中小学教育质量在达到标准、均衡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和公平。

韩国政府将高中分为公立和私立学区片，为了实现高中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和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消除区域之间、学校之间在教育经费、招生人数、班级规模、教学设施等方面的差异，韩国最终采用抽签的方式分配学生。

1980 年，为应对依旧过度竞争的高考课外补习热，韩国实施了“7.30 教育改革”，颁布了《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禁止一切教育补习行为。

但是，这样的“一刀切”并未取得实际效果。补习班并未被消灭，反而转向地下，成为了只有富人才可以享受的教育资源。

针对此现象，有一位韩国家长曾说：“请保留学校课后补习。私教学费实在高昂，请帮助我们这些家长减轻财务负担吧。”

这反映出平准化教育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均衡化，但仅是低水平的均衡。学生对教育的自主权、学校的自主招生权都受到了影响，导致韩国的教育竞争力下滑。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韩国奉行教育多元化的“英才教育”，教育目标也从“教育均衡”切向“教育质量”。

2000年，韩国最高法院宣布政府禁止课外补习的规定侵犯了家长和学生的学习权利，课外补习禁令失效。

禁令取消后迎来新的上升期。韩国K12课外补习参培率保持在 70%左右高位水平，小学参培率最高，超过 80%；高中参培率明显提升，接近 60%，且月均补习支出最高，增幅最大。

另外，有一个比较好的转变是，英语、数学参培率下降，素质教育类培训替代效应明显，目前参培率已超过英语， 成为仅次于数学的第二大培训学科。

现如今，韩国家庭花费在补习班上的费用数额仍然庞大，经济压力也十分显著。

2016年，首尔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崔仁哲（音）与韩国知名婚介公司共同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8.6%的受访者认为，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太大，是韩国出现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中国的借鉴和参考：

从日本对于学生塾的严打压到求共生，以及韩国走过的课外补习“一刀切”弯路来看，摸索出学校教育与民间教育、教育均衡与教育质量的平衡点，是国家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而且绝对是漫漫的长期过程。

类比我国生育政策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从计划生育到二胎，再到全面放开三孩。

目前，国家对于教培行业的整顿，长远看也是国家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政策，或许是处于凌厉打击的时期。

而对于面临是否转型的教培人来说，心怀开放态度，积极拥抱变化，才是唯一的出路。
对于双减政策之后的中国教育行业，确实有新的变化，有需要急切改变的心态，而未来会发生什么改变，更是一个未知的层次，及时应对改变，才是生存之法。

文章转载自：【国际教育视界】